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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让有钱人多交点税,我年薪500万到手剩200多,剩下足够用

年薪500万交完税只剩两百多万,董明珠却说"够花了",还主动喊话让有钱人多交点税,这份底气到底从哪儿来? 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富人这些年究竟交了多少税,累进税制又走到了哪一步? 先来看看《经济学人》此前那场深度对谈。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累进税制经历了显著变化。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叙事:20世纪后期,福利国家规模不断收缩,政府职能持续弱化,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盛行,人们生活在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的环境之中。 然而有关再分配的实际数据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事实表明,再分配的力度在稳步加大。 以美国为例,1979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从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相当于其市场收入的32%,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公布的数据,这一比例已上升至72%。 收入最高的1%人群目前所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平均税率也高于1979年的水平。 由此可见,美国的再分配力度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 针对这一现象,有观点提出反驳,认为若单纯观察居民的劳动所得,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是在扩大的。 图中深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税前不平等指数呈稳定上升趋势;而粉色曲线所反映的税后及转移支付后的不平等程度则相对平缓。 这说明,美国长期以来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有效抵御了不平等的持续扩大。 若将视野扩展至其他发达经济体,再分配的力度更为显著,尤其是1990年以后。 上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普遍上升;但自1990年起,经税收与转移支付调节后的不平等指数在多数发达国家总体呈下降态势。 这一趋势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英国过去十余年间,收入越靠上的群体,收入增速反而越慢。 其原因在于,英国的所得税制度变得更加具有累进性,再分配力度大幅增强。 若观察税收及转移支付调整后的数据,当前英国的不平等程度甚至低于1986年的水平。 亨利将这一现象称为"罗宾汉经济"。 他指出,各国政府所进行的再分配确实比以往更多。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不平等的扩大,而在欧洲,钟摆则朝相反方向摆动。 他同时强调,上述讨论所依据的是收入数据而非财富数据,并未触及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超级富豪,因而并不涉及那些极度富有者所采用的复杂避税手段。 综合数据显示,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缴纳的联邦税占联邦税收总额的27%,而其收入仅占全社会总收入的20%,可以判断大规模避税行为对这一群体的实际助益相当有限。 关于收入最高的1%究竟指哪些人群,亨利表示大致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约60万美元的水平。 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律师、银行家等高收入职业者,在美国还涵盖医生——由于美国医疗行业享有较强的监管保护,医生薪酬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总体而言,这些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高收入专业人士,而非通常所说的超级富豪。 那么,究竟应对富人征收多少税才算合理? 《经济学人》曾就此向订阅读者发起问卷调查:"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缴税款是否合理?" 结果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缴税过少,13%认为缴税过多,18%认为大体适中。 亨利坦言这是难以直接作答的问题。 他指出,试图界定所谓"理想的最高税率",本质上不过是凭直觉臆测。 人们普遍倾向于对比自己收入更高者课以重税,这几乎是所有人对税制的本能反应。 他认为,倘若社会普遍存在"我们希望享有各种公共服务,但总期望由他人埋单"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是零和思维的典型体现。 他明确表示,不认同"应最大限度地向富人征税,直至抑制经济活动方止"的原则。 在他看来,人们对自身收入享有正当权利,公平的内涵不应仅限于平等,还应包括对努力、勤奋与才能的合理回报。 另一位受访者迈克则从另一角度回应。 他自认属于持反对意见的13%那一部分。 他并不认同"仅仅因为某处存在一笔可观的收入,就应对其进行再分配"这一目标本身可作为良好的社会追求。 在他看来,社会可以合理设定一条最低生活标准的底线,但仅因某人富有就主张对其财富进行再分配,他并不赞同。 他还从税制设计角度提出,一个理想的税制框架应优先对具有负面外部性的行为课税,例如租金收入以及垄断性经营活动;消费也是较合适的征税对象。 所得税合理性稍逊,而最不宜征税的对象恰恰是投资以及由投资积累形成的财富,因为唯有鼓励投资,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看完这场发达国家的税制大讨论,再回头看董明珠的表态就更有意思了。 2026年,她把自己的工资单直接摊开给全网看,年薪500万,按45%的最高档交完个税,到手只剩两百多万,然后一句"够花了"就送上了热搜。 她还顺手提了个建议:把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让普通打工人少交点;同时把高收入群体的最高税率从45%提到50%甚至55%。 这番话之所以扎心,不在起征点是5000还是1万,而是戳破了一个尴尬现实:老老实实拿工资的人硬扛45%,真正的顶级富豪却能通过股权分红、家族信托把实际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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